常颖当前，我国步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阶段，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触及环境承载力的极限，致使部分地区出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难以兼顾的现实难题。同时，如果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发展中国家也将面临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方面的多重压力。本文依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要求，结合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旨在探索一条借助技术创新、能源替代以及机制完善来推动产业结构朝着绿色化与高端化方向提升的可行道路。产业升级的内在逻辑突破环境悖论的价值链攀升诉求。环境悖论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起飞阶段面临的两难困境，即经济增长的同时污染物排放也急剧增多，环境治理以牺牲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代价。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产品附加值较低且环境成本很高。打破这一悖论的重点在于抛弃依靠低环境标准获取比较优势的旧模式，借助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价值链的跨越。这个过程需要产业体系从依靠要素驱动转变为依靠创新驱动，用高技术含量以及高附加值的产品取代低端制造，在降低单位产出资源消耗的情况下，提高国家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生态竞争力。规避去工业化陷阱的实体经济重塑。社会各界在探索绿色转型的过程中神机策，需警惕将产业升级等同于去工业化或单纯发展服务业的误区。国际经验表明，美英等国家因过度金融化致使产业出现空心化，而德日等国家则借助强化高端制造业的优势来实现绿色发展，这样的路径更具参考价值。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产业升级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绿色转型与重塑。为此，政府应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着力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比重。各地应着力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产业集群，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化升级的实施路径数智赋能与全生命周期的技术革新。技术创新是驱动产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动力，推进产业升级，必须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开展全方位、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这一改造不应局限于末端治理，而要向产品全生命周期延伸。企业需在源头环节推行生态设计，将环境合规性融入产品研发标准；在生产环节推广清洁生产工艺，运用数字孪生等技术优化工艺流程，实现能源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利用。政府与企业应当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通过打造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形成点线面协同联动的绿色制造网络。长江经济带部分省市依托技术改造，国家级绿色工厂创建数量逐年攀升，这一实践充分印证了技术赋能对提升产业“含绿量”具有关键性作用。能源结构优化与循环经济体系构建。能源结构向清洁化转型、资源利用实现循环化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鉴于煤炭等化石能源仍是当前主要碳排放源，产业升级需与能源转型共同推进。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大力发展风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构建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另一方面，工业领域要打破“资源—产品—废弃物”的传统线性模式，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工业园区通过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余热余压回收等途径，可实现企业间废弃物交换利用与能量梯级利用，推动环境成本转化为经济效益。市场机制完善与微观主体动力激发。产业升级的持续性，有赖于企业内生动力的充分激活。当前，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压力较大，加之绿色转型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导致其主动转型的意愿不足。破解这一难题，需构建激励机制，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一方面，主管部门要深化排污权、用能权、碳排放权等市场化交易改革，通过价格机制将环境外部性成本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让高污染企业承担更高成本，使绿色高效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为企业技术改造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监管部门则需建立健全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战略决策，实现从被动合规向主动提质的转变。在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发展理念的深刻革新与发展方式的全面重塑。我国需将高端制造业作为战略支点，依托数智技术赋能、能源结构优化与市场机制激励等多重举措，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迈进。这一发展路径有助于突破环境约束的瓶颈，在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者单位：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本文系2026年度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新质生产力视阈下济南未来产业培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NSK2026B005)成果】
高忆管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